至今仍未止息的黑衣暴亂極盡破壞香港安定繁榮之能事，在這場妄圖分裂國家主權的「政治運動」中，中學生與大學生參與暴亂的比例約佔四成左右，而且還是暴力行為的主力。面對學生參與暴力「政治運動」的問題，有不少人指出這與通識教材充滿反華內容有關；也有人指出這與「黃教員」把政治帶入課堂、鼓勵學生參與所謂的「抗爭」有關；還有人指出這與外國勢力滲透，企圖挑動「港版顏色革命」有關；總之肇因林林總總，都有他們客觀的見地。
要針對這些原因去解決問題，認真說起來，難免碰上不斷的阻力，甚至會「糾纏不清」。但是任由「黃教員」把學生的政治立場揉之捏之，在沒有客觀教員的前提下，不可能有客觀的教育。因此，只改革教材，不消除教學政治化，什麼教材也枉然。更直接的辦法還是從加強教育工作的專業化管理，從學校下手會更有效！
嚴格制定課堂教學計劃
說到加強教育工作與專業化管理學校，那是互為因果關係的措施，因為要強化教育工作必須要有專業的管理學校的配套，缺一不可。例如學校管理不講求專業化，教員在課室的教學工作便容易流於鬆散、馬虎，甚至濫用工作權力；相反有專業化的管理，便會要求教員依足每堂的上課計劃依時完成任務，而校方能否好好監管每位教員每堂課教什麼？如何施教，間中有無「搞政治」？只有好好立下教學計劃，校方行政人員才有可能作出專業的管理。
香港在這方面的工作，顯然是缺乏專業化管理因而頻頻被揭發教員把手上的教育工作政治化。在「黑暴」中，幕後勢力明目張膽在校園「招兵買馬」，教員肆無忌憚推波助瀾的情況，已充分說明香港學校被政治化已積重難返。要挽救這種失控的問題，最直接有效的辦法便是要針對學校教員制定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同時也要針對學校制定一套專業化的管理辦法。有關這方面的工作，不妨參考新加坡的做法。
第一，先說學生方面的專業管理辦法。新加坡剛擺脫殖民統治時，當地學生涉及發動大型政治暴亂，癱瘓整個社會；參與黑社會販毒與吸毒；參與種族暴動三大問題。
李光耀領導的政府深知要根除學生參與的問題，最直截了當的辦法便是從管理學生入手。要學生不參與政治暴亂便從取締「中學聯」等組織開始，引用「內部安全法」拘捕學生領袖，警隊進入大學拘捕違法學生會頭目，並強制改組學生會；校友會也因高調搞政治運動而被封禁，直到局勢平定後，才讓其恢復運作。
要取締學生販毒吸毒，也從學生下手，只要找到罪犯便立即繩之於法，同時也加強防範黑社會滲透。
要禁止學生參與種族暴動、要叫種族主義者絕跡，是漫長的政治工作，但要處理燃眉之急還是從學生身上貼身明查暗訪，找到滋事者立刻以「內部安全法」拘捕，直到他們上電視公開向社會道歉，與答應不再重犯，才予以釋放。
這樣的執法行動只是第一步工作，並將人犯分別對待，找出強硬分子，加以嚴刑問罪，其他可從輕發落，讓他們返校恢復正常上課。除了直接針對學生問題加以處理外，針對學校行政管理進行專業改革也是一大不可或缺的工作。
第二，一間中學或大學能否依照教育的目標完成其任務，必須要有專業化的制度，同時也要有專業化的管理要求。
就這點來說新加坡早年面對「後殖民」亂象後，深知無論是大學或是中小學，都必須要來一個重大的專業改革不可。就以大學的「學術自由」來說，在這個名堂下，任何針對大學的改革都會碰到擺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學術自由」，把政府拒諸門外。殖民地大學的唯一工作目標就是為殖民地培養公務人員，建國後要發展國家必須要有各種人才，尤其是技術專業人才。
以合約取代「終身制」教席
為此，李光耀強化對大學作出結構性的改革及要求，大學院系七成科學技術學生、三成文科學生。這一改革被當時的唯一政府承認的「馬來亞大學」（新加坡大學前身）的教授大力反對，李光耀看到他們中多是來自英國或加澳等地的外國教授，要改變他們的學術態度「夜長夢多」，於是想出用「本土化」辦法。要求非國民或不願歸化的外國教授以合約取代「終身制」，從而逐步減少反對改革的勢力。因為這改革引發出來的「學術自由」抗爭，迫使政府更進一步針對大學的行政管理全面專業化，由行政人員的專業資格開始，進而對教授講師的學術專業研究也立例做出明細的管理辦法。因為學生與行政人員都有學校條例依法辦事，沒有模糊與放任的空間，一切也會順理成章，有條不紊了。
中學到大學學生活動與學校管理都在政府大力推行改革後，終於出現了今天新加坡的教育一流紀律化、專業化，過去那種政治化現象也告絕跡。香港要根絕教育被嚴重政治化的問題，不妨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原圖：
原文轉載自：大公報 2020-09-23評論 (作者授權轉載)
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9/2020/0923/500651.html
作者鄭赤琰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投票已截止，多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