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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沙嶺殯葬城事件、看建制派之亂

霍詠強 2021年04月17日 15:00

霍詠強:「簡單來說,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原來就免不了要處理和面對這些「必須但又不受歡迎的設施」,這正正是對政府和議員如何平衡取捨,硏究和採取最佳處理方法的機會。然而,事件爆出後各黨派中人爭相指責;真正願意分析了解問題、提出有用意見者寥寥,這才是最令人失望之處。相反,特區政府還是果斷反應,提出改善建築設計,雖然是後知後覺,但最少能直面問題、嘗試平衡利益。當反對派離開了議會後,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會由「抵抗性維持議會運作」變成「積極有為」,議會的工作只有會更繁重、市民對議會的要求將會更高,建制派議員絕不能視議會工作為西方社會鼓吹的單純督促和監察政府運作,而是視自己為政策實施的一員,對所有議案深思熟慮,提高議事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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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港區國安法》,今年的會議又通過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經過2019年的黑暴動亂後,中央政府透過一系列的改革,讓香港重拾正軌。但是,港仍然會是中美對峙的前沿、政治形勢只會越來越複雜,這段時間,因為政制架構改變,需要重組選舉委員會這個未來香港的選舉核心,選委會也會是首個變動後的選舉,因此可以說是群雄並起,務求在未來的政治架構內,佔上重要的席位。

在香港最風起雲湧的時刻,政府面對嚴峻的政治壓力時施政進退失據,不少人都認為香港其中一個大問題是「缺乏政治人才」。但是必須重申,對香港最好的處理就是遠離政治,如果真要懷緬往昔,未來香港最理想的出路是回復「市儈、現實」,香港應該也可以繼續「缺乏政治人才」,更不需要多少政治人物。或者反過說,過去十年的紛亂,證明香港人過份關心政治並不是好事,正如新近惹起一場風浪的沙嶺「超級殯葬城」,是最好的例子。

自從「愛國者治港」出台後,香港突然由不敢說「愛國」、親中變成「原罪」,忽然大翻盤,各類小粉紅、大粉紅統統現身,香港變成「滿江紅」、滿「香江」紅。本來,這應該是好事,原來就應該是香港應有態度,但是,如果這變成只是口號、只是形式上用來謀取未來的政治空間,那恐怕不會是什麼好事!正如已經籌劃了十多年、歷經三朝、多屆立法會、區議會都曾經多番討論的墓葬事宜,為什麼忽然會成為「大灣區規劃的障礙」「沙嶺成為了大灣區的黃金地段」?甚至被視為「只考慮到港人的感受,將厭惡性設施設置於香港的邊境位置,反映特區政府內部很多主事者的思維欠妥,對深圳欠缺尊重」?

這些都是過度政治化的結果,這種態度對香港並無好處。

文錦渡沙嶺早在1950年已有墳場,過去70多年也一直提供殯葬服務。附近除墓地外,並無配合其他發展用途的設施,對附近居民和環境影響亦較小。十多年前、騰訊華為還在艱苦經營、更沒有橫空出世的世界級大灣區規劃,選擇一個荒山野嶺作為殯葬集中服務區域,不是很理性的選擇嗎?這事件中,真能反映出港府官員的無能無知嗎?

比較能反映出問題的,還是一眾跳出來「打倒昨日的我」的建制派人士,他們當中有不少是主要政治黨派的中堅,也有不少當年都投了贊成票支持對項目撥款,其中更不會欠缺了過去20年在區議會中對沙嶺的殯葬設施進行討論的持份者,他們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還記得討論了什麼嗎?當深圳高速發展時,他們有關顧「時代的轉變」嗎?坐在跨境汽車經過落馬洲、深圳灣時,有沒有發現深港兩地邊界的發展差異?反過來說,深圳把紅樹林生態公園建設在米埔之旁,卻是反映出城市規劃得宜。

嚴格來說,一眾官員、議員、政黨中堅更應該考慮的是,為什麼香港搞個殯葬城要十多年?用平整好的土地發展公共房屋要七年?這些問題可能才是一眾「政治人才、政治人物」更需要關心的。當然,在事件中還有人制出「一國兩制」形容為香港內部事務、將其政治化,把問題燒到深圳市政府頭上,自然更令人討厭,背後可能懷有不軌的政治目的。總括而言,殯葬城不必要有過度政治考慮,香港更不必要政治考慮。

或者香港人更應該從事件中重新好好的深思殯葬事務,也可以向韓國學習,為了減少墓地,韓國鼓勵撒灰入海,並且由於天氣乾燥容易引起地火,也多以鮮花祭祠、限制燒冥鏹,令這些殯葬場地能保持較佳的環境。首爾幾個墓地、陵園、包括韓國國家墓園、首爾陵園,都是當地的著名景點。雖然火葬場本身就是不受歡迎的建築,為了克服來自社會不受歡迎的反應,負責設計首爾陵園的建築事務所採用「非直立」的建築形式,將陵園嵌入現有的地形中,以「地景藝術」的方式呈現。通向陵園主建築的道路埋藏於景觀之中,屋頂覆蓋綠色植物,利用水池倒影增添了平靜安寧感。

簡單來說,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原來就免不了要處理和面對這些「必須但又不受歡迎的設施」,這正正是對政府和議員如何平衡取捨,硏究和採取最佳處理方法的機會。然而,事件爆出後各黨派中人爭相指責;真正願意分析了解問題、提出有用意見者寥寥,這才是最令人失望之處。相反,特區政府還是果斷反應,提出改善建築設計,雖然是後知後覺,但最少能直面問題、嘗試平衡利益。

每個地方的發展過程都有其特性,香港雖然表面上擁有高度自由,但在政治參與權上,一向以來都受殖民地政府限制,到1991年回歸前6年才開始立法局議員直接選舉,再加上英國在回歸前埋下的眾多地雷,令香港人對政治權利有過度、而不切實際的期望。這也是為何那些移居香港十多年,從未經歷殖民地生活的「新香港人」反而最熱衷於鼓吹本土主義和抗中的原因,這也令香港註定因為政治化而要經歷一劫。

這更令人憂慮香港趨向更政治化的原因。香港應該重回行政主導加快發展,但勢必不能讓選委會成為太上皇、搞出兩個權力中心,其工作也必須以選舉為界,否則未來香港形勢只會越加混亂和複雜,施政效率更低。

當反對派離開了議會後,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會由「抵抗性維持議會運作」變成「積極有為」,議會的工作只有會更繁重、市民對議會的要求將會更高,建制派議員絕不能視議會工作為西方社會鼓吹的單純督促和監察政府運作,而是視自己為政策實施的一員,對所有議案深思熟慮,提高議事質素。

 

 

原圖:https://cdn.orangenews.hk/common//202104/07165652vco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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