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前每一年的六四維園紀念集會，支聯會總會安排喊出一些口號，其中包括「結束一黨專政」。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借「見傳媒」的場合回應近年來坊間的一個疑問：「到底喊叫這個口號會不會構成觸犯國安法」？十分明顯，林鄭是有備而來，極具層次地講出「犯法」的邏輯。

對思想單純的市民和別有用心的人而言，「可不可以喊口號」便成了香港仍有「香港獨特的地位和自由」的標誌。讀者可能會問，什麼叫做單純？當年成千上萬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是出於一份熱血的單純，每年手持燃燒的白蠟燭走進維園是一份追求理想的單純，他們單純的表現往往被說為繼承了89民運大學生的訴求。近三十年來這一個單純的堅持為這批香港人產生了一份內存人心的道德使命及勇氣：盼望結束共產黨領導後，公道和公義便能彰顯。別有用心的人便騎劫了這份盲目的勇氣。

不過，17世紀著名的英國政治及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曾經對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作出過嚴厲的批判，他認為當時的英國不能學法國去透過一場死傷無數的革命去獲得更多自由。這批判正好提醒香港人，一個推翻政權的後果：開始時是追求公義，結局通常出現赤裸裸的殘酷。伯克在其名著「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指出，歷史上每一個制度都有人類過往經驗的立論依據，有其內在理性的發展；例如13世紀的英國大憲章已經將皇室權力削弱和16世紀形成的不成文憲法中的「國會主權」漸漸讓君主立憲制成為該國家穩定的壓艙石。相反地，冒進和缺乏深思熟慮的革命只會令社會產生不公平或極權，這樣殘酷的結果將會令人民難以承受。法國大革命成功後由1793-94年，被處決的人多至25000人，當中16000人是被送上斷頭台。

香港人要看清楚的客觀事實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是有歷史必然的因素。1949年共產黨執政前，國家已經病入膏肓，內憂外患，先後經歷了晚清及民國政府的腐敗，軍閥割據，外國列強瓜分中國利益，兩次國共內戰，日本侵華。歷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眼裏，國家政權得來不易，打江山付出的是成千上萬的性命。對一個經歷百年苦難的民族，執政政權的合法性是要透過不斷追求穩定的發展而獲得，任何動盪只會被消滅於萌芽之前。香港人應該醒一醒，中國沒有因為一兩件動亂而倒退過，與其沉醉於過去的不幸，倒不如放眼未來，為國家民族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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