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擬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下文簡稱民族黨）繼續運作。市民及政客對李局長此舉，有支持的，有反對的，也有人批評此行動來得遲了一點。究竟誰是誰非，筆者在此試圖剖析隱藏在此事件背後的關鍵。

據民族黨網頁所載，其六大綱領之首項為「建立自由而獨立的香港共和國」。而《基本法》第一章的第一條，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拿民族黨上述綱領與《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對比，究竟是李局長打壓結社自由，還是民族黨看來是違反了《基本法》條文呢？答案顯而易見。

近年來香港變得愈來愈奇怪，某些人明明是做了一些違反公眾利益或非法行為，但只要他們抬出「被政治打壓」或「為公民抗命」的招牌來，並把非法行為塗上政治色彩，便可以掩飾那些無理、無賴的行為，連法庭也「看似」被蒙騙其中，並且得到法庭庇護。事實上法庭對那些帶有政治味道的案件，處理的方法的確與別不同。司法機構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聲稱，法庭在處理紛爭時，只會處理法律問題，不會考慮政治因素，但這個取態是真確的嗎？就看看黃之鋒一案為例吧，引述終審法庭在該宗案件所說：「公民抗命的概念，在香港是可承認的」。終審庭認為「公民抗命」的行為，只要是在和平的情況下干犯，法庭便予以容忍, 甚或鼓勵。可能因此，黃之峰等數名上訴人，在刑罰上終可獲得寬大處理吧。法庭一方面強調「法律與政治不應掛鉤」，另一方面卻開宗明義贊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法庭的立場不是十分矛盾，是講一套做一套嗎？

究竟法庭在處理涉及政治背景的案件時，是真的沒有政治定位，還是只是為了避免市民批評，而包裝自己成為一個政治中立的機構，實則卻明言或默許某程度的政治活動呢？或許，由於法庭在處理政治案件時的立場模糊不清，甚或極其曖昧，故不必要地，令帶有政治味道案件的訴訟結果平添變數。

回頭說說民族黨今次能否以「被政治打壓」為由，而成功阻止被禁繼續運作此議題吧。筆者相信李局長此際不單已審閱警方所提供的、涉及民族黨的資料，也應已獲取了律政司的法律意見，是在充足準備下才行事的。細看李局長向傳媒公佈擬取締民族黨時，強調是依據《社團條例》中的第8(1)(a)條（即以維護公共秩序為由），而非依據第8 (1 )(b)條（即把民族黨定性為一個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為由 )。此兩項條文中，前者沒有沾上政治因素，後者則充滿政治味道，基於法庭處理帶有政治意識的案件時，裁決往往優柔寡斷，甚或因「官」而異。李局長以前者的條文提出訴訟，好處是避開了個案的政治元素，從而可把訴訟的變數減至最低。此外，又可避開跨境舉證的困難（因民族黨涉及在台灣跟台獨力量互動），是一種遷就法庭「口味」及避開變數的做法，也是十分公正及負責任的做法。

有趣之處是，事件雖未進入訴訟階段，但觀乎訴訟者的戰略及方向，似有高人指點。當李局長以維護公共秩序為由介入此個案、盡量減低政治元素的干擾時，民族黨卻聰明地把事件不斷往政治方向靠攏。是有人早已看穿法庭過往的言論及做法，愈往政治方向掛鉤，愈傾向對他們有利嗎？

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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