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拜讀了劉兆佳教授的近作「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深層次問題」，作為香港人，心裡確實不好受，因為教授帶出的問題——例如，美國台灣外部勢力，內部和外部反華勢力，無制約自由的追求，沒有「一國」的「一國兩制」，被摧毁的香港核心價值，「親西方、抗中國」心態和憲法教育之缺失——自由主義學者無法反駁，政府實不能輕易解決（筆者只略不同意教授提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的缺失」這一點，簡單而言，放任資本主義造就了香港成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帶來的缺失只是必然代價而已）。要解決香港這些深層次問題，筆者認為最重要是有關當局能否掌握面對關鍵時機和策略。
關鍵時機
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後，建制和反對陣營統統聚焦在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反對派能在區選大勝全頼他們「和勇不分」，以破壞經濟作籌碼博取選民對毫無功績的候選人投出同情一票和反政府一票。不過，極之諷刺地，一場新冠病毒不單肆虐香港和全世界，更將黑暴勢頭鎮壓至潰不成軍。如果大家仍記得2019黑暴開始時，幾間大學學生會頭目到英國接受BBC訪問時曾大義凜然地向世界展示口袋中已藏着遺書一封，以明志他們能為公義不怕死的勇氣。那麼，現在他們又為甚麼貪生怕死？投票給這一群懦夫同黨的選民知道自己受騙沒有？「偽裝」出來的勇敢一切只是為了選票，選舉就令他們有一份喬裝的「勇氣」。
現在很明顯，整個反對派正陷於進退維谷：黑暴少年怕受病毒感染而變得無膽再生事，疫症至今生事也只是寥寥可數。但是他們又不甘心運動就此枯萎。現在反對派能做的是：1，營做不幸離世的周梓樂和陳彥霖為烈士，貫徹「齊上齊落」的同理心情懷，讓香港餘下的「黑衣鬥士」繼承他們反政府的遺志；2，向逃亡台灣的黑衣爛頭卒救濟，尤如黑社會給費用予「着草」手足，讓香港黑衣部隊覺得無後顧之憂；3，繼續妖魔化和奚落警隊，深化「管治者和被管治者」之間的矛盾（所以警方代表不再參加區議會會議是正確無誤的，免得被弱智的區議員人格侮辱）；4，發動新入伍的反智區議員捕捉當下社會燙手議題，不停在其個別選區組織遊行示威；5，擴展國際戰線，吸引外國政要及傳媒繼續關注香港，圖令黑暴再起而準備，這可以解釋為何黃之鋒和數個立法會議員近日急著推動美國政府制裁香港官員。這樣，最吊詭的一點及反對派最傷透腦筋的是，他們一方面要依賴激進黑衣青年去搞事，另一方面這些青年人又是不受控制的一群。跟佔中「無大台」一樣，他們擔心黑暴的極端犯法惡行只會「搞散」整個運動。
多宗人贓並獲的軍火案和炸警計劃被偵破只是警方刑偵的努力。但是，黑暴失控的機會仍然相當高，百密一疏的機會仍然存在。只要因黑暴而令公職人員受到兇殘對待就會改寫整個黑暴運動的「路徑依賴」——即是，整件事件發展到不可逆轉的軌跡。沒有正常人會期望不幸事件會發生，但悲劇一旦發生，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便會迎難而上出手平亂，嶄新的政策和手段便要手起刀落，徹底的止暴制亂便成為唯一目標。這個時候正是劉兆佳教授所講：中央將要「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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