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流傳的一個爭議是香港應否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流行的說法是中國大陸採零感染的策略，成功控制了疫情；西方國家卻採病毒共存的策略，結果感染率標升。歐洲、美國、英國都面臨疫情反弹、被逼重推封城等措施。 

然而，事實上新冠病毒不大可能像天花一樣會絕跡於世。喜歡不喜歡也好，看來人類只能接受病毒勢將長期存在的現實。 

採取所謂「與病毒共存策略」的國家看來並不懂得如何與病毒共存。在「絕對嚴防」和「絕對鬆防」之間，應該有一個「最佳的平衡」(optimal balance) 。這就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我們可以設想在一個放任病毒肆虐的世界，開始引入抗疫防疫的措施時，我們付出的代價雖不太高，卻可明顯減低傷害。這個時候措施的邊際效益遠遠高於邊際成本，因此十分值得採用。但隨著措施漸趨嚴厲，邊際效益最後終會下跌，而措施帶來的邊際社會成本卻會大幅上升。我們應在邊際社會成本升逾邊際社會效益之前停止「加辣」。最佳的「與病毒共存」方案就在這裡。 

若真正最佳的「與病毒共存」方案若然落實，應不會出現疫情大幅反彈危及整個醫療系統的運作的情形。諸如法國德國，現時一天新增的染病數字已逾三、四萬，醫院備受壓力。於是當局在放寬防疫措施後又被逼重推更嚴厲的措施。 

經濟學的邊際分析看似抽象，但其實可以十分貼地。我們只須按抗疫防疫措施逐個考慮成本和效益。效益高於成本便用；效益低於成本便廢。邊際分析叫我们不必一下子用上「溶断」這類極端手段。特區政府今年四月曾下決定，如在任何七天或更短時間內，從同一地區抵港的任何民航客機，只要五名或以上乘客抵港時的檢測確診，並帶有N501Y變種病毒株，政府會即時禁止所有從該地區來港的民航客機着陸香港14天。其實，只要我們確實做好檢疫的工作和要求登機人士完成疫苗接種並檢測陰性，到港仍發現為陽性的人士數目應不太高以致我們防疫和醫療系統應付不了，就無須溶斷。若真的出現太多染病人士造成太大壓力，我們可減低班次。邊際思维叫我們多考慮「當下叫停」以外代價較輕、效益較高的可能選擇。我們考慮香港和內地的通關問題，亦應探討一旦出現有本土確診個案，有沒有比溶斷更佳的選擇。 

「與病毒共存」絕不應理解為「當病毒無到，人人都可以不採起碼的防疫措施」。當病毒不斷變種，由高危地區進入本國／本地的人當然要隔離檢疫；隔離檢疫的設施和人手必須足夠確保沒有甩漏；如有必要讓有染疫風險的外來人豁免檢疫當然要確保不進入社區、並有適當的機制嚴控活動範圍。記得去年有些措施效益很低高社會成本很高，則當然不要再推。例如本港曾把海灘和公園都關閉，市民被逼紛紛逼爆郊野公園和熱門的行山路徑，顯然屬於這類。 

「與病毒共存」恐怕是人類無法不接受的現實。我們最理性的做法是認真面對它，盡量減少它對我們的傷害。 

原文轉載自：港人講地 2021-11-25 (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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