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慶典講話指出：「一國兩制」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和強大生命力，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是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好制度，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必須長期堅持。按民意觀察研究中心於2025年1月調查發現六成半市民認同「一國兩制」具有「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港人的「一國兩制」指數在今年3月却首次下跌，據民主思路委託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隨機抽樣訪問18歲或以上居民的結果，「一國兩制」指數結束自2021年起連續上升的趨勢，輕微下跌至6.14分(10分為滿分)。再者，按今年發佈的《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24》，香港青年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不及格，只有49.7%。其中25-39歲青年的「一國兩制」信心為48.8%，比15-24歲的51.6%為低。較年長青年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較弱，與其成長的香港政治和輿論環境有關；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至今仍以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是靠英國人或民主派的争取，而不知「一國兩制」由始至今到是國家策略。

要深入理解「一國兩制」的初心！便要了解當年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歷史背景。為了爭取中國支援港英政府批出橫跨1997年的土地契約，時任港督麥理浩於1979年3月訪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於當年3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該訪京團，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鄧小平當場便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並稱：「現在人們擔心的是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這是「一國兩制」思想在港實踐的起點。

國家40多年來不斷堅持在港實踐「一國兩制」，期間却受到多次的挑戰。首次挑戰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英談判桌上，英方對香港前途問題曾建議以主權換治權及「三腳櫈方案」；國家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明確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提出「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構想，中英雙方終作出讓步達成共識，於1984年12月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好景不常！中英的合作氣氛被1992年接任港督的彭定康破壞，他無視中英已有「政制直通車」的協議，不管《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已於1990年通過，在其首份施政報告單方面提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倡議將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作大幅度改革，企圖強迫中國政府修改未實施的《基本法》附件二。中方當年被迫宣布「直通車」方案無效，決定自行為國家恢復香港主權後的政制作出新安排。彭定康在港引發了中英兩國的政治爭拗，並培植了一批口稱爭民主實抗中亂港的政客，此乃「一國兩制」在港回歸前的另一大挑戰。

《中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區進行政治活動和禁止香港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香港特區政府於2002年9月頒佈《實施基本法第廿三條諮詢稿》，諮詢期間引起各界熱烈反應；因有關立法受到傳媒和公眾廣泛的誤解，在2003年7月1日引發了50萬市民遊行抗議，加上自由黨時任主席田北俊反對倉促立法，政府終在當年7月7日宣佈無限期押後提交《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的二讀。這事件嚴重破壊了「一國兩制」在港的實踐，使國安七宗罪在港欠缺法律規管廿多年，期間泛民各派肆意打違國安擦邊球，令香港政治環境和政府管治日趨惡化。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今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講話指出：從2014年非法「佔中」到2016年「旺角暴亂」，直至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港獨」猖獗、「黑暴」肆虐、「攬炒」橫行，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香港被破壞得面目全非、滿目瘡痍，那種慘狀令很多人至今仍心有餘悸。那批所謂爭取民主的政客，實為外力的政治代理人，不斷在港拖特區政府施政的後腿，並阻撓中央政府在港貫徹「一國兩制」。可是，不少政治冷感的港人至今仍分不清敵我，哪些已離港的前泛民主派K0L當年的言行其實是落實美西方的認知戰，以影響港人對「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成敗的思考，並破壞香港社會的團結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正如夏主任在講話中分析：「修例風波」本質上是反中亂港分子和美西方外部勢力發動的港版「顏色革命」，是香港歷史上永遠抹不去的傷疤，是懸在我們頭上時時敲響的一口警鐘。大家必須牢記「修例風波」的慘痛教訓，始終保持警醒、引以為戒、警鐘長鳴。這講話提示香港社會要深化國安教育，讓不知覺而受殖民思想影響的普羅大眾，分清實踐「一國兩制」的敵我，強化家國情懷，共同守護香港的繁榮安定，在世界百年大變局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中華偉業！

作者：教聯會副會長 胡少偉

（文章為作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幫港出聲》立場。）

投票已截止，多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