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大，要全國同時發展同樣的成就，難度很大。因此，1979年7月鄧小平決定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出口特區（十個月後決定改稱經濟特區），先讓這些地方富起來，而且相信以香港對外開放的優勢，很有條件帶動四個經濟特區發展，之後再由這四個經濟特區推動其他沿海大城市跟着也富起來。

經過了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果然印證到沿海各大城市所屬的地區首先富起來，跟着帶動了中部，再到西部，國家更開始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

港澳各有優勢九市獨當一面

如果將1979年至2019年的四十年視為第一階段的改革開放，從2019年至2050年的三十年視為第二階段改革開放的話，可以說是國家再度授予港澳更大的歷史使命，把兩地和鄰近的九個城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串聯起來，規劃出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國家戰略。

大灣區的發展潛力，若以過去的發展成就去看將來的成就，有三點可以比較：

第一個比較是在八十年代初，珠三角地區的GDP只是日本的0.7%，到2030年就算不超越日本的GDP，也可接近有餘。

第二個比較可看到1979年前，深圳根本不存在，東莞是一片農地，其他地方也只屬落後的縣城，廣州也沒今天的規模。只是短短四十年，大灣區的人口有7000萬，經濟總量約10萬億元人民幣。而珠三角九市的產業亦出現變化，由勞工密聚的出口加工業，到今天朝向資本密聚高科技創新工業發展。原來不存在的深圳市是華為與騰訊兩間舉世矚目的資訊科技（IT）的創始地，在廣州的科技園早在十年前年產值已超過萬億。

總體來說，正如剛出爐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要將大灣區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科技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貿易中心，以及國際法律及爭議服務中心。這個階段與第一階段比較可說是「天淵之別」！

第三個比較可看到第一階段，九市發展時除勞動力外，所有的投資、工業、市場、運輸、服務業等都依賴外資。在第二階段卻完全改變，上述各項業務九市都有足夠的資源可獨當一面，還有她們的原創與再生產能力，甚至現代服務業有前海，上市、集資渠道則有深圳證券交易所。

「9+2」在大灣區發展規劃中各自所承擔角色，珠三角九市都能做到獨當一面的角色，港澳所能雖有她們未能及的地方，例如香港的司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自由市場經濟等；澳門的旅遊休閒事業與葡語優勢等，但九市與港澳既能各自發揮所長，在第二階段的發展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經濟與科技能量最大的地區，真可說是指日可待。

如果再將香港與澳門的歷史背景來考量。澳門是葡萄牙國力鼎盛時的對華貿易重鎮，香港是英國國力鼎盛時的對華貿易的重鎮。儘管兩國的強大已成歷史，但兩國在港澳留下來的制度卻仍然有一定的國際地位，正是認清了這點，國家決定改革開放時，首先肯定了兩國在港澳留下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教育制度、語文系統、司法系統等，不但在收回港澳管治權時不加以排除，反而制訂「一國兩制」、繼續為兩個特別行政區服務。「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構想，在實踐時向其他國家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展示中國尊重與接受不同制度存在着互惠互利的智慧。

大灣區是「兩制」共贏的「開門匙」

「一國兩制」在港澳已然實踐了二十多年，這段期間港澳對國家的貢獻更大大加強了「一國兩制」的信心，中央政府規劃發展大灣區，把整個中國南方最富裕的地區、夥拍港澳一同發展，向全國展示對外開放是發展的硬科學，亦藉此向全球展示，不同的意識形態亦有合作雙贏的空間。

香港與澳門回歸祖國後，兩地同樣也保留原有制度，由最初二十年「一國兩制」的四個經濟特區規劃為兩種不同意識形態與制度的試點。二十年後今天更擴大為「9+2」共同發展大灣區，可見經實踐證明國家在意識形態的差異間，已找到合作共贏的「開門鎖匙」。

這信心當中最能說明國家器重英國的普通法制度，在這次大灣區規劃，中央把香港規劃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這充分說明國家不但重視普通法在排難解紛的國際地位，同時也建議國家與亞太地區共同使用普通法來解決紛爭。

澳門的情況也然，中央將葡語的國際地位提上了大灣區的政治日程，今後「一帶一路」跨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葡語的外交文化與政治溝通勢必會有其大顯身手的機會矣！

 

圖片：http://static.stheadline.com/stheadline/inewsmedia/20180506/_2018050615241334736.jpg

原文：大公報 2019-2-22 評論（作者授權轉載）

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9/2019/0222/250658.html

作者鄭赤琰為香港中文大學前政治及行政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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