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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還有什麼選擇?

霍詠強 2019年07月14日 12:00

霍詠強:「那政府真的什麼都不能應該做、或不需要做嗎?且看看示威人士的五大素求:
1. 撤回修例、
2. 收回暴動定性、
3. 撤銷對抗爭者控罪、
4. 追究警隊濫權、
5. 林鄭月娥下台

連原來最容易做,估計林鄭也不介意做的第五條,最近也改為實行雙普選了。就連林鄭要求和各學生會會面,對方也都以答應這五大素求作為前提,政府能答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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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還有其他選擇嗎?答案是沒有。因為付不起代價。原因要從示威者的想法開始。

到過示威前線的都會為抗爭者的「系統秩序」而感嘆,尤其是年輕人慣常都生活在手機和遊戲的私人空間裡,衝擊立法會的行動,無疑是一項極具吸引力的群體活動,是年輕一代從未接觸過的大型運動。在骨幹成員的指揮下,他們自發組成了一個高效運轉的系統,前線衝擊立法會需要的物資以手勢和口號的方式傳到後方,後方迅速搜集甚至需要製作物資後,再通過接龍的流水線快速傳遞回去,有很多年輕人抱著物資在通道裡快速奔跑。

這是一場和獨裁政府的比拼,這是併發年青光華的寶貴機會,全世界都看著我們。

這都令不同年代的人群想起八九、想起保釣、想起六七,維持這種熱情,需要不顧一切的理念,需要相信自己經歷的所有過程,都上升至超越個人、超越群眾的精神理念,確信所有和平抗爭方式都用盡了,而政府毫無回應,從年輕人的角度看,還有什麼辦法能推進運動嗎?只剩下暴力了。

所以當政府宣佈修例暫緩後,許多年輕人忽然覺得非常失落、非常痛苦。難道這浩浩盪盪的社會運動,比追劇強烈一百倍的樂趣,就如同劇情落幕而結束?所以他們沒有因為成功逼使政府妥協而喜悅,所以616並不是勝利大遊行,而是要包裝成為更可憐的受害者,「黑警魔頭」終於出現了,發動者需要找出更高尚的理由,更不可能實現的要求,繼續讓這仿如大規模的現實打怪遊戲升級,更重要的是讓明哲保身、和理非的遊行群眾,得到需要支持和保護的對象。

所以在71晚上,暴徒散去時,在熟悉朋友的群組內,寫上了「明天傳媒會贊揚攻入立法會的學生,有理智、有分寸。」結果,這世界出現了「有秩序的、克制的暴力」。

政府能夠怎樣改變這情況?不可能的,只有等待開學了、筋疲力盡了,事情才會暫時告一段落。請記著反對派議員許智峯和衝撃者的一段對話:許說,「入面有會開先衝、衝得有價值」,衝撃者大叫,「到時我要返工呀」。原來上學、上班,比議員的號召有效得多。同時,大部分衝撃者每次都在12點就結束,他們可不是灰姑娘,但是在金鐘開出往九龍的尾班列車,開出時間是12:56。

如果認為這些年輕人竟然有這樣的勇氣,監禁、橡膠子彈、催淚氣體和共產黨的威力嚇不到他們嗎?為什麼他們賭上自身的安全和前途?對衝撃者來說,他們懂得遊戲規則,得到許多法律上的支援和指導,所以他們會帶好眼罩和口罩,會和警察說不要攻擊,因為還未帶好頭盔,他們還會保護自己,阻止每一個試圖拍照的人,以免真面目被曝光,除非作為領導者,早已得到美國的保護承諾。

所以,各位認為香港從此不再一樣、特區管治非改革不可的社會賢達,還是帶好頭盔口罩,找個機會到衝撃現場走一走,感受一下躍動的香港。

那政府真的什麼都不能應該做、或不需要做嗎?

且看看示威人士的五大素求:
1.    撤回修例、
2.    收回暴動定性、
3.    撤銷對抗爭者控罪、
4.    追究警隊濫權、
5.    林鄭月娥下台

連原來最容易做,估計林鄭也不介意做的第五條,最近也改為實行雙普選了。就連林鄭要求和各學生會會面,對方也都以答應這五大素求作為前提,政府能答應嗎?

更何況,不難想像年輕人往後還有許多很「理性」的要求,例如:

•    特區政府必須要求中聯辦,不要再插手本地事務,不能對香港的法治指指點點;
•    中央政府不能再釋法;
•    香港選舉,政府不再DQ候選人資格;
•    不再驅逐外國記者;
•    亦不再禁止邊緣政黨運作;等等

特區政府能答應嗎?中央政府能同意嗎?既然不能,就只可以慢慢拖了,反正一切風潮,受害的也只是香港人。

不過提到高官孭鑊下台,還是有些建議,政務司張建宗上任以來,一直強調青年工作,結果搞得了大亂子,自是責無旁貸。另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作為高調的民主派人士,對反對派的計劃一無所知、又或有心隱瞞,都屬於死罪。

每時講到學生運動,總少不了五四時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但是蔡元培在保護學生的同時,也為自己種下的禍根,感到不安。

五四運動時期,學生遇到被視為簽訂二十一條的「賣國賊」章宗祥,像暴民一樣,把他用鐵棍痛打至昏迷過去。學生更點火燒了趙家樓,結果被逮捕了。蔡元培遂聯絡其他校長,要求北京政府釋放學生,政府以釋放學生作條件,要求不要罷課,蔡元培苦苦勸說,學生勉強接受了。

被捕學生回到學校,蔡元培留下辭職信,留下漢代《風俗通》:「殺君馬者道旁兒。」意思不難明白,是旁觀者、包括自己的推波助瀾,令學生失控。蔡元培認為運動過後,學生嘗過勝利和權力滋味,以後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難以再守紀律了。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數學生反對徵收講義費而聚眾抗議,素來溫文儒雅的蔡元培,居然在紅樓門口揮舞拳頭,怒目大聲說「我跟你們決鬥」,全校重要教職員包括蔣夢麟、沈士遠、李大釗及眾多教授集體辭職。

在同年10月25日北大全體師生會議上,蔡元培解釋他這次為何要「小題大做」:「二千幾百人中,偶然有幾個神經異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數人有這種異常的計劃,為什麼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從?為什麼其他大多數的人都像隔岸觀火?事前既不加糾正,臨時又毫無制裁?」他認為大學生知識比常人高,應該有自制的力量,能獨立判斷,不受外界蠱惑,所以給北大學生敲警鐘——不能濫用鬧學潮的權利。

原圖︰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1021099-%E9%A6%99%E6%B8%AF-%E3%80%90%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3%80%91%E2%94%82%E5%9C%96%E8%BC%AF%E2%94%82%E7%A4%BA%E5%A8%81%E8%80%85%E8%A1%9D%E5%87%BA%E5%A4%8F%E6%85%A4%E9%81%93+%E9%87%8D%E6%BC%945%E5%B9%B4%E5%89%8D%E4%BD%94%E9%A0%98%E7%95%AB%E9%9D%A2

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534867/%E5%8D%B3%E6%99%82-%E6%B8%AF%E8%81%9E-%E5%9C%96%E8%BC%AF-%E7%AB%8B%E6%B3%95%E6%9C%83%E5%A4%A7%E6%A8%93%E6%BB%BF%E7%9B%AE%E7%98%A1%E7%97%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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